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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何以成圣?
——明清《濂溪志》中的周敦颐
作者简介
朱人求,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朱子学;蔡浪,厦门大学哲学系博士生,专业方向:古代哲学。
原文载《社会科学战线》年第2期。
摘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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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孟儒学中,圣人乃生而知之,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天性纯然至善,完满自足。周敦颐主张“学以成圣”,认为“圣可学”,其要在“一”,“一者无欲也”。何谓“圣”,圣就是“诚”,与天地与本体合而为一。圣人之道,无非仁义中正,乃至公之大道。以“诚”为中心,周敦颐建构了一套缜密的圣学工夫论系统。士与贤通过立志、立诚、致中和、惩忿窒欲之工夫可上达圣人之道。周敦颐何以成为圣人?在明清八种《濂溪志》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周敦颐自己的答案,也看到了宋代先贤自觉地把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上承孔孟,下启二程,传《太极图说》《通书》与二程,重构儒学本体论与价值论,周敦颐被塑造为接续孔孟道统之圣人。自宋元至明清,周敦颐的圣人形象进一步被强化,也进一步被再塑造、再建构。
引言
02
周敦颐(—),字茂叔,湖南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曾任洪州分宁县主簿、郴州桂阳令、虔州通判、南康知*等职,为人刚正,志趣高远,晚年定居庐山,命山麓之溪曰“濂”,筑濂溪书堂于其上,后世尊之为“濂溪先生”。周敦颐著有《太极图说》《通书》(又名《易通》)、《爱莲说》等,后人辑有《周元公集》《周子全书》《濂溪志》等。[1]周敦颐为理学开山,标举“圣可学而至”。然而,人何以成圣?检点明清《濂溪志》,我们不仅可从中看到周敦颐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亦可发现宋代先贤对自孔孟以来道统的接续。宋代胡宏、祁宽、张栻、朱子、陈亮等人在梳理道统谱系时均将周敦颐纳其中,自宋元至明清,周敦颐的圣人形象进一步被强化,也进一步被再塑造、再建构。
一、学以成圣
03
————HELLOSPRING
在早期孔孟儒学中,圣人乃生而知之,不学而知,不学而能,天性纯然至善,完满自足。至宋代,理学的出现开启了儒学的第二次伟大复兴,道学宗主周敦颐即开其先河者。周敦颐主张“学以成圣”,认为“圣可学”,其要在“一”,“一者无欲也”。[2]何谓“圣”?圣即是“诚”,即与天地、本体合而为一。以“诚”为中心,周敦颐建构了一套缜密的圣学工夫论系统。圣人之道,无非仁义中正,乃至公之大道。士与贤通过无欲、立志、立诚、致中和、惩忿窒欲之工夫可上达圣人之道,达到无思无欲的、至诚的圣人境界。
“学为圣人”这一观点最早为荀子提出。荀子云:“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3]“圣人者,道之极也。故学者固学为圣人也。”[4]荀子肯定圣人可学而至,将士定为起点,圣为终点,圣人是“道”的极致,即“道”的最高体现。与孔子的圣人不学而能、不学而知的进路不同,荀子把圣人拉回到现实。荀子眼中的圣人是道德的完人,“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5]。为“道之管。”“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6]圣人是尽善尽美、德性高尚、明辨是非、言行一致的人。圣人是儒学之道的关键和中心,知道圣人也就知道了儒道。当然,荀子基于他的性恶论建构出来的圣人观,具有普遍性意义,涂之人与普通百姓只要能够化性起伪,“涂之人可以为禹”[7]。遗憾的是,荀子的现实主义积极乐观的精神并不为主流儒学看好,他的“学为圣人”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经过多年的思想沉淀,周敦颐再次举起“圣可学”的大旗。如果说荀子的“学为圣人”的思想只是指示了普通人经过学习和修炼走向圣人的可能性,“圣人”的追求真正落实为一种现实的目标,但是“积善而全尽”的圣人对于人性本恶的人来说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遥远的梦想。到了周敦颐这里,“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圣可学”则成了一个士大夫修养成贤成圣的基本要求,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性。在此意义上,周敦颐的“圣可学”思想具有开创时代新风之意义。从此,“成圣成贤”成为宋明儒者的毕生追求,“成圣之学”成为儒学的旗帜和象征。
首先,周敦颐否定了圣人的先天性与神圣性。在传统理念中,圣人一般来说都是生而知之,他们具备先天的完美道德与知识,是凡夫俗子所无法企及的。周敦颐则认为,“贤圣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养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8]。圣贤与天地、与本体合一,至诚不息,但圣贤之所以能达到此境并不是生来如此,而是夙日“养心”之结果。任何人只要接受“养心”工夫的修炼,皆可成为圣贤。在这一前提下,周敦颐特别强调“圣人”不仅是众人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更应当是众人学习的典范,主张以圣人的标准来“立人极”:“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神合其吉凶。[9]所言“立人极”之圣人,即为凡夫俗子努力效仿之最高典范。周子所言的“圣人”,就是《易传》所谓“大人”,他与天地合德,与日月齐明,合乎自然规律,神*神帝,藏往知来,是一个“大写的人”,道德的完人。周敦颐则认为,由凡入圣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10]士大夫渴望成为贤人,贤人渴望成为圣人,圣人向天道看齐。这三个阶段层层递进,其中,天为最高境界,人与天的合一即“天人合一”。故周敦颐十分重视“立志”,立志做圣贤。其云:“伊尹、颜渊,大贤也。伊尹耻其君不为尧、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挞于市。颜渊‘不迁怒,不贰过’,‘三月不违仁’。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11]他认为立志当以伊尹、颜渊为榜样,以尧舜为归依。朱子就此将“立志”诠释为“士希贤”这一阶段,也就是为圣的起点,学为圣人即以圣人为学习的目标。人何以成圣?周敦颐认为,圣可学而成,而学习成圣的首要工夫在“一”。“‘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12]“一”即消除一切欲望,只有消除欲望,才能成就圣人之虚静、正直、明察、通达、公正与广大。
其次,成圣的关键在于“立诚”。在周敦颐看来,判定圣人的标准就是“诚”。“诚者,圣人之本。”朱子注解说:“诚者,至实而无妄之谓,天所赋、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圣人之所以圣者,无他焉,以其独能全此而已。此书与《太极图》相表里。诚即所谓太也。”[13]“诚”指真实无妄,是上天禀赋万物的最高天理。“诚”即“太极”,是宇宙万物的最高本体。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就是因为圣人真实无妄,能完全地呈现天理之诚。“圣,诚而已矣。”朱子注解说:“圣人之所以圣,不过全此实理而已,即所谓‘太极’者也。”“诚”是周敦颐成圣理论的核心,它包含所有的具体德行,与“太极”同等重要。诚为圣人之本,圣即是诚。“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是实有此理,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根本,是所有德行的根源。张岱年先生认为:“‘诚’的学说,成立于《中庸》,引申于《大学》,推衍于李习之、周濂溪。”[14]周子之“诚”就是“一”,就是“无欲”。他说:“诚则无事矣。”“诚,无为。”经过学习与修炼,士与贤不仅获得德性的成长,获得仁、义、礼、智、信等人间的美德,也获得一种超越的宇宙意识。圣人无为无事无欲,具备一种超道德的自由人格,拥有一种崇高的宇宙意识,是理想的本体之诚与现实的伦理之诚的统一。
再次,“惩忿窒欲”。对于凡夫俗子而言,是否通过修炼就能达到圣人之“诚”呢?周敦颐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其具体修炼的方法就是“惩忿窒欲”。他说:“君子乾乾,不息于诚,然必惩忿窒欲,迁善改过而后至”。[15]要达到“诚”的境界,成就圣人人格,君子必须努力不懈,自强不息。君子唯有不断战胜自我,做到“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才能实现“诚”之理想境界。所谓“惩忿窒欲”,就是周子反复强调的“无欲”:“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修炼至于无欲,则可达致圣贤“诚立明通”之境。所谓“迁善改过”,就是积极向善,及时反省,修正错误,这是成就圣贤的开端。不知自己的过错乃人生之不幸,毫无羞耻之心乃人生之大不幸。知道羞耻,知道自己的过错,则可以改过从善,成就圣贤。“诚”即“无妄”,人们不断“改过迁善”、去除妄念的过程,就是不断接近圣人恢复“诚心”的过程:“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16]诚心的过程就是消除妄心妄动的过程,只有做到了真实无妄,才是真正的诚。
复次,致中和也是达到圣人的途径之一。周敦颐认为,“圣人之道”也无非“仁义中正而已矣。”[17]把“圣人之道”的内涵规定为“中正仁义”,也是“人极”的内涵,这是周子的首创。他说:“惟中也者,和也,中节也,天下之达道也,圣人之事也。”既然“圣”即为“诚”,那么中和既是“诚”的内容,也是“诚”的显现。中和不仅是天下人共同遵行的大道,也是圣人立教成德的关键。朱子注解说:“此以得性之止而言也。然其以和为中,与《中庸》不合。盖就已发无过不及者而言之,如书所谓‘允执厥中’者也。”[18]“故圣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恶,自至其中而止矣。”[19]在这里,“中”即“诚”,致中和也就是达到天道之“诚”的境界,圣人之境界。
最后,圣人的境界应该无思无欲,与诚合一,感而遂通。周敦颐认为:“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诚、神、几,曰圣人也。”[20]圣人无思无欲,与诚合一,是神妙莫测的。他说:“天道行而万物顺,德修而万民化。大顺大化,不见其迹,莫知其然之谓神。”圣人能顺应天道,德行完美,能教化天下,神妙莫测,是一种“神圣人格”的典范。这足以说明天地圣人“乃一道也”,即天道顺则人道亦顺,在圣人那里,天道与人道真正合而为一。
吴震指出,圣人概念在上古时代指聪明睿智之人,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具有道德上的完美人格和*治上的杰出人物双重含义,战国之后,孔子被圣化,并表现出圣人神圣化之趋向。及至宋明时代,在“圣人可学而至”口号的影响下,圣人之学和圣人之道成了儒家文化的象征,儒学就成了成圣之学。及至阳明心学时代,满街都是圣人的观点,导致圣人的彻底内在化,圣人成了人心良知的象征符号而不再神秘,并开始走向世俗化。[21]诚哉斯言!周敦颐在宋初率先提出“圣可学”的命题,开启儒学的新纪元,“成圣之学”不仅有了本体论的关怀,还具有严密的可操作性的工夫论系统,“成圣之学”于是成为儒学的旗帜和象征,具有划时代的思想史意义。
二、朱子道统中的周敦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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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成为圣人?在明清《濂溪志》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周敦颐自己的答案,也看到了宋代先贤胡宏、祁宽、张栻、朱子、陈亮的解答。后者自觉地把周敦颐纳入道统谱系,上承孔孟,下逮河洛,授《太极图说》《通书》与二程,重构儒学本体论与价值论,重启儒学昔日之荣光,周敦颐被塑造为接续孔孟道统之圣人。
早在朱子之前,胡宏就指出:“今周子启程氏兄弟以不传之妙,一回万古之光明,如日丽天,将为百世之利泽,如水行地。其功盖在孔孟之间矣。”[22]年,张栻也认为,“惟先生生乎千有余载之后,超然独得乎大《易》之传,所谓《太极图》乃其纲领也。”[23]与朱子同时的陈亮云:“濂溪周先生奋乎百世之下,穷太极之蕴,以见圣人之心,盖先民之先觉也。手为《太极图》,以授二程先生。”[24]胡宏、张栻、陈亮等肯定了周敦颐接续道统开启二程的功绩,但他们对道统心法没有进一步阐明,这一使命留给了朱子及其后学。
儒家心法的圣圣传授,其谱系就构成道统。朱子最早提出哲学化的“道统”观念[25],他继承二程、建立道统,以“危微精一”阐释其理想的“道统”。在《中庸章句序》中,他说:“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26]尧舜禹之后,成汤文武周公孔子承接道统,孔子继往开来,传道与颜子、曾子、子思,孟子私淑孔子,到了宋明,周敦颐二程承接千年不传之绪。朱子自觉地以道统自任,他的道统观首推十六字心传,率先确立了道统的哲学内涵,功不可没。
朱子对周敦颐圣人地位的奠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朱子关于濂溪的著述20余种,主要包括《太极通书后序》()、《太极图说解》()、《濂溪先生像赞》()、《斋居感兴诗》(—)、《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袁州州学三先生祠记》()、《书濂溪先生〈爱莲说〉后》()、《奉安濂溪先生祠文》()、《濂溪先生事实记》()、《再定太极通书后序》()、《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书濂溪光风霁月亭》()、《徽州婺源县学三先生祠记》()、《北山纪行十二章章八句》()、《次吕季克东堂九咏·爱莲》()、《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周子通书后记》()、《记濂溪传》()、《邵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谒修道州三先生祠文》()等,还有许多与弟子问答的语录等。在这些情文并茂的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朱子对濂溪的推崇和濂溪道统地位的逐步确立。
年,朱子编定《太极通书》并作《太极通书后序》,肯定了二程兄弟性命之说源自濂溪,高度肯定了濂溪先生在道统承传中的贡献。年春,朱子撰写《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首次把周敦颐安置在道统的位置上。他说:“道之在天下者,未尝亡。惟其托于人者,或绝或继。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盖自周衰,孟轲氏没,而此道之传不属。更秦及汉,历晋隋唐,以至于我有宋,圣祖受命,五星集奎,实开文明之运。然后气之离者淳,判者合,清明之禀得以全付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师传,默契道体,建图属书,根极领要。当时见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扩大而推明之。”[27]道统的传承并非一帆风顺,它有断有绝,有明有暗。周敦颐接续孟子以来千年不传之道统,创作《太极图》,撰写《通书》,至二程而使道统发扬光大。正如卡莱尔所说,“(伟人)他是灿烂夺目的光源,能使接近者受益与愉悦,其闪烁的光芒照亮了世界的黑暗。”[28]周敦颐就是那个自身有生命力的“灿烂夺目的光源”,他的思想为中国文化带来了灿烂的光辉,开创出儒学的新纪元。朱子《北山纪行》亦云:“北度石塘桥,西访濂溪宅……幸矣有斯人,浑沦再开辟。”[29]《谒修道州三先生祠文》曰:“于皇道体,沕穆无穷。羲农既远,孔孟为宗。秦汉以还,名崇实否。文字所传,糟粕而已。大贤起之,千载一逢。两程之绪,自我周翁。”[30]晚年的朱子把道统的源头推至伏羲和神农,周敦颐和二程承接了这一传统。然而,周敦颐传承道统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在这里并没有明示。年,朱子作《隆兴府学濂溪先生祠记》,第一次明确指出周敦颐传承道统之内涵:“盖尝窃谓先生之言,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际。其体用之一源,显微之无间,秦汉以下,诚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实则不外乎六经、《论语》《中庸》《大学》、七篇之所传也。”[31]周敦颐承接尧舜禹文武周公孔孟之道,所传的内容不过无极太极之理,仁义礼智之性,无非百姓伦常日用之道,其所传的经典无非儒家“四书五经”。周敦颐发明孔孟以来年晦而不明的道统,并传给二程夫子而流布于天下,天下之学者,于是始知圣贤相传的儒家之道及其用力之方。周敦颐继往圣,开来学,而大有功于世也。
朱子之后,其高足*榦在《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一文中对此作了详细的叙述。*榦认为,道统源于天,尧得道统于天,尧传道统与舜曰“允执厥中”,舜得道统于尧,“舜之命禹则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禹之得统于舜者也,其在成汤则曰:以义制事,以礼制心”,“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则是武王、周公从文王那里继承来的道统,至于孔子则以“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文行忠信”“克己复礼”与大学八条目为周公相传的道统。颜子得于“博文约礼,克己复礼”之言,曾子得之《大学》之义,子思“则先之以戒惧慎独,次之以知仁勇,而终之以诚”,至于孟子,则“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义,终之以扩充”,这是孟子从子思那里继承的道统。到了宋明,周敦颐“以诚为本,以敬为戒”以继孔孟不传之绪,二程则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此二程得之于周子者也。“先师文公之学,见之《四书》,而其要则尤以《大学》为入道之序”,这正是朱子从二程那里继承来的道统。[32]陈荣捷先生认为,道统即哲学之统,“*氏所言,太过武断,不足以尽诸儒之要旨,更不足以窥朱子之本意……然其以哲学眼光观道统,则其功不少”[33]。*榦揭示出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独特的思想命题,这也是他们对中国哲学所特有的贡献。对于*榦的道统传授理论,真西山略作补充[34]并加以系统化,指出圣贤所传的道统一以贯之[35],其精神实质就是“道”,是“天理”,是“诚”。“然则所以相传者果何道邪?曰:尧、舜、禹、汤之中,孔子、颜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诚,孟子之仁义,此所谓相传之道也。知吾圣贤相传之正,则彼异端之失可不辩而明矣。然此数者之中,曰中曰仁曰诚,皆道之全体。”[36]由于圣贤相传之道即为中、仁、诚,它们皆为道之全体,皆为天理之表徵,三者有其内在的一致性。
作为北宋五子之一,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影响深远。在《宋元学案·濂溪学案上》中,*百家指出:“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故安定、徂徕卓乎有儒者之矩范,然仅可谓有开之必先。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37]*百家称赞周敦颐为一位自带光辉的文化伟人,有破除千年中国文化黑暗之功。濂溪先生承接千年不传之道统,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开启宋明理学之先河,被后世尊为“理学开山”,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通书》也成为理学研究的基本文献。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周敦颐的思想也走出中国,走向东亚,走向世界。
三、明清时期周敦颐圣人形象的再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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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敦颐上承洙泗,下启洛闽,被尊为道学宗主,理学开山。明清以降,后人为纪念周子,纷纷编辑出版各种《濂溪志》,其中以收集整理周子作品、传、表、族谱、世系、祠堂、书院及后儒论断、吟咏之为主要内容,这些都是研究周敦颐生平与思想的宝贵材料。目前国内现存的《濂溪志》版本较多,如明代胥从化版《濂溪志》10卷、明代李桢版《濂溪志》9卷、明代周沈珂、周之翰版《周元公世系遗芳集》5卷、明代李嵊慈版《濂溪志》13卷、清代吴大镕版《周公濂溪周夫子志》16卷、清代周诰版《濂溪志》7卷和《濂溪遗芳集》2卷、清代彭玉麟版《希贤录》2卷等。[38]作为一代圣贤,周敦颐在明清思想史上地位甚高,当地学者官员念兹在兹,无不希望其发扬光大,《濂溪志》中提到的修建濂溪祠、濂溪书院、刊刻《周子全书》等,无非是通过传播周敦颐思想、弘扬儒家道统来表章圣学、绍述先贤。郭惟贤在序中说“故尊孔子,则必尊先生。而志先生者,乃所以志孔子也”[39]。编辑《濂溪志》可以使“祖功宗德,睹之若生。道业文章,合之为一。方册具在,典刑不忘。匪直旦暮千载,抑且百代一时。”[40]各种版本的文集、全集和《濂溪志》的出版、编辑,不仅是濂溪先生被后人铭记的过程,也是濂溪先生不断走向圣坛、走向神坛的过程。
明清时期,周敦颐的圣人形象进一步被强化,得到再塑造和再建构。明清《濂溪志》中的周敦颐的圣人形象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明代方琼《濂溪遗芳集序》云:“周子生于舂陵,得孔孟不传之绪,启伊洛百世之传,与孔子之六经,殆无间然。”“序之曰:山名道,天启周子以悟道之机;岩名月,天启周子以太极之理;溪名濂,天启周子以斯道之源。《图》《书》之芳,所以耿耿不磨者,诚有所自也。”方琼指出,周敦颐上接孔孟,下启二程,深得六经之精神。有趣的是,他认为,“遗芳”之意,乃“本山水之馨香”。也就是说,周敦颐生活过的道山、月岩和濂溪都是上天开启濂溪,以彰明悟道之机、太极之理与斯道之源,而《太极图说》和《通书》则为其思想之载体。可见,濂溪被铭记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件,不仅具备文化思想的意义,就连他的生活空间也一起被意义化、神圣化和神秘化而成为一种“神圣空间”。明代*廷聘云:“濂溪先生崛起舂陵,默契道体,继孔孟真传,开程朱来学,吾道正统也。”[41]清代张伯行曰:“有宋濂溪先生崛起南服,不由师授,默契道体。上以接邹鲁之传,而下以启洛闽之绪。于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形生神发之理,推极奥蕴。且其言诚、言几、言性安、言复执,直接揭日月而昭云汉。”[42]年,《周子全书序》曰:“孔孟而后,千有余年,圣人之道不传。道非不传也,以无传道之人耳……至宋周子出,而始续其统,后世无异词焉。”“读者苟专力于是书,或有以得周子精要之所在,而上承洙泗,下启洛闽,绵圣传于不坠,振道统于中兴,所谓不由师传,再辟浑沦者,于此亦可知矣。”[43]可见,明清以来对周敦颐的尊崇最主要的还是思想界、学术界,主流的声音来自濂溪先生对道统的贡献,其道学精神一再被提及、被深化、被神化。
随着程朱理学上升为理学正宗,在儒林的推动下,周敦颐逐渐被官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