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实学初探
徐亚萍（铭传大学副教授）
摘要
曾国藩起于湖南偏乡百姓之家，以文人出身而治*有成的儒将，定内乱、御外侮，在掌握改变历史动向契机的关键，是擎起大清半壁江山的中兴名臣，在皇朝的后期，缔造了傲人的事功。无论*治、社会、经济、教育、*事等，皆卓有建树，对后世也影响深远。他有中国近代大实学家的美誉，史家综评其一生事功系于学问，实是确当不刊。有关实学，后人常解为“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之学”。就曾国藩的实学而言，或仅得其肤表。为能较全面的理解，并把握他的学问积累与事功建立的关联，从而厘清曾国藩实学的究竟，本文拟以正本清源的方式，就其实学的渊源、意涵及其成效分别析论之。
一、前言
曾国藩的人生前三十年与一般士大夫并无异致，为了科举、应试求官而读书，其所读虽是程朱理学、四书五经，但他却能从科举中超脱出来，从这些被时人攻击讥贬的空疏心学、无用理学的书本里，读出真才“实学”，并加以运用发挥，成就了个人宏伟的事功。故《清史稿》评价曾国落事功时特指出：“国藩事功，本于学问”，是其来有自的。
原来曾氏乃一介书生，三十八岁之年以礼部侍郎之名出仕，受命于大清危难之际，奉旨办团练、建湘*，从此由文人跻身将帅之列，开始半生戎马生涯。唯当年只是朝廷任命的数十位团练大臣之一的曾国藩，徒有侍郎名号，手中既无职又无权，缺兵员粮饷、乏武器弹药，一切都得靠自己筹募，历经十年艰辛磨练，终剿灭太平*内乱。就小我而言，是奠定个人能臣勇将的基业：就大我而言，却是牵系百姓安危、国家存亡的关键。凡此，都是靠他自己动心忍性、积累实学，卓绝力行而成。
由此而言，曾国满的实学，是其一生事功的基源，而其人生勋业的关键，则是组建湘*、成功的治*，方得以平定太平*内乱。为此，本文拟以观澜索源的方式，逆探曾国藩一生实学由来的大要，及其在治*方面发用实践的成效。
二、曾国藩实学的肇建
中国实学是有其渊源及傅统的。它所涵盖的年代历来也有广义、狭义两种说法：就广义而言，是从北宋直到清末；狭义则是指明末清初的这段期间，所着重的是实事求是及经世致用的崇实学术传统。而所调的实学精神，就是要具备实事求是、重视实用的特质。根据学者的研究指出，中国实学鼎盛期的明末清初，乃至中期以后，却发展不出近代科学来，其关键即在于中国实学家们对“理”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他们多倾向将理当成客观的真理去求，一旦自以为求到了，就失去了创新的动力；这样的客观之理，在与时俱进下，主观上又抱残守缺、不符实际的结果，自然难逃落伍与淘汰，这也是19世纪以前中国科学落后的因素之一。然而，有晚清重臣、开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关键之称的曾国藩，其独到的实学，是在一般实学家之上的。
史书既对曾氏事功所做的评价，是认定其事功的缔造与其学问密切相关，此外，曾国藩的生平纪实及日记，也在在显示他终身喜欢阅读，不仅是个人乐于读书，体认到读书的助益，更深获读书的成效，故而把读书风气也带入*队，并在他个己读书不辍的以身作则下，所组建的湘*更成为一个学习型的团队。因此，曾国藩的实学必与其学问密不可分。本节即分别自曾国藩实学的由来、意涵、效用三方面逐一论说之。
（一）曾氏实学的由来
1.耕读家教的濡染
曾国藩是出身寒素的农家子弟，其父祖辈始终告诫以种田为本，严守读书重要，秉持耕读傅家的信念，也背负父祖寄子的厚望，要完成“学而优则仕”的科举梦。因此，自幼随父读书，由四书五经人手，奠定登科入仕的基础，继而人湖湘私塾、书院就读。以中等资质，随乡里塾师教读，既没靠山又无背景。十四岁起参加秀才考试，二十三岁才中秀才，二十四岁中举人，在两次进土科考失败后，直到第三次才考上第三等的第四十二名。也因此曾被同乡、侍才傲物的左宗棠，讥讽为“于兵事始鲜悟处”、“乡曲气太重”、“才亦太缺”。唯曾国藩难得之处是有清醒的自知，能不自欺亦不欺人，也就是不高估自己的智力，更不低估他
人的智力，这是来自他独到的识见；另方面，虽是科举出身，却不专一于科举，更不拘限于重度功利，则是他拥有别于时人超脱的观念。此种独到的识见及超脱的观念之养成，皆获益于“读书”。
有关读书，孔子也曾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所谓“为己”就是为了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而读书，而“为人”就是为了装点门面或功利目的而读书。至于曾国藩则始终坚持，读书是个人修身立志及储才养望的关键途径。他曾说：“成大事者，必先读书。”为了己立、己达，曾国藩一生乐于读书，也读书不辍。晚年，他还对自己一辈子读书的心得做了总结：
平生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
根据前人研究，此处的“窥见其大”，是指先立定规模、博览群书，之后再求精求熟、约取精髓之意。除了有个己读书心得之外，曾国藩还把重点放在读史上，他不仅肯定《通典》，对《资治通鉴》更是推崇的评述道：
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曾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切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食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此段引文的重点在于：首言史书是经世之书，其中《资治通鉴》最为突出，而优越之处是论说史事客观妥当，心胸开拓。如论名分、风俗、正闰、名实等无不切物理、符圣权。其次叙兵战之事，能条分缕析胜负得失所由。再次则详解名臣巨卿家道兴衰原委，能赋予士人借鉴历史知所警戒的作用，实堪称次于六经的宝典。这不仅是曾国落对《资治通鉴》的评论，同时也是他的读史心得，即善于借鉴历史、更新观念。
他从读书尤其是读史，所获得的益处，不仅培养了他具有穿透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迷雾的能力，也造就了他能从微几之处洞察历史走向的敏锐。至于之所以能有此获益的原委，即在于曾氏自谓“窥见其大”是其一生的读书心得，若再对照他好读史，则吾人或可推知，他从精熟历代变迁的史事现象之中，能深识盛衷消长变化的道理，而取用于现实人生，此即是最关键之处：换言之，从博览约取中，造就了觉察历史动向的敏锐感知，并培养出能从中取择抽象之理，进而用于现实之境的能力，于是，在觉察世事的敏锐感知，复加取用现实的实践能力，两者之间的有机运作下，让他拥有了“真学问”，也终于成就了他人生种种事功。
2、儒家传统的承继
前曾言及曾氏年少时参加科考历经不少挫折，但自中进士入仕途后，却在短短十年间，由从七品翰林院检讨高升二品侍郎。其中重要原因有二：第一是考试成绩最优；其次则因个性脚踏实地，修身务本，有恒努力。即便他早已意识到急功近利的官场现实，但仍勉己静心修练。如在其致六弟的家书中说：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之不大也。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
在这番慰劝己弟又兼自励的书信中，表达了虽认同弟弟际遇不佳而不免自怨的处境，但对稍受小挫便动辄发牢骚，则深不以为然，并认为这是志气狭隘的表征，未来也难有大的开展。所谓君子的立志，是要有民胞物与的心量、有内圣外王的勋业才不辱父母所生、不愧为天地间之完人。此种所立始为人生大志：而一个立大志的人，其所忧也只以是否不如舜及周公为忧，以是否修德进学为忧。
事实上，曾国藩和历史上的名人志士一样，立有大志，也曾多次表达自己的大志。其中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书信中就直接说：“吾有志学为圣贤。”而他的一生即是以圣贤为标竿，立于天地，成就圣贤的大志，世就是澄清天下之志。
他所谓的圣贤，是涵盖着儒家传统。儒家创始者孔子曾说明圣人的义涵：“所调圣人者，德合于天地，变通无方，穷万事之终始，协庶品之自然。前并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睹者不识其邻。此则圣人也。”这是凸显“德”是成圣的首要条件，此外孔子世提出圣人具备的重要特色是：“夫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以施之于百姓，非独适身之行也。”也就是说能“移风易俗”是圣人的作为与责任。
不仅是孔子，曾国藩也承继孟子“圣人与我同类”的思想，认为“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所以，他傅承原始儒家傅统，终其一生奉行修已立德，以移风易俗为职志。他自道：“风俗移人，凡人才皆随风气而转移，虽贤者不能自拔于风俗之外。”至于曾国藩一辈子信守的德，就是孔子所讲的“忠、信、笃、敬”四个宇。在他写给门生李鸿章的信中是这样解?的：
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此处的笃，就是厚道；敬就是谦谨；信就是忠信，不说假话；忠就是忠诚。若用现代的意义来解释德的四大内涵，就含括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忠孝至上的人伦价值；仁爱信恕的人本主义；规模宏远的人生理想；淡泊勤俭的立身准则。他更以三十三年从不间断写日记的方式，载录自我实践志业的心路历程。因此他最受人推崇的关键即在于他的立德，吾人亦可说曾国落的“德”，代表了儒家傅统的正面价值。
历代传承的儒家学风本来就讲求经世致用，濡染之下的知识分子都关心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