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包括了形形色色的职业、活动和人。城市为建立广泛的社会关系、求学、追求宗教信仰、及参与文化娱乐等活动提供了诸多的机会。相较于典型的乡下小镇，城市里的每个人在观察、思考及行动上存在着差别。结果，城市比起小镇更能吸引那些被传统社会所排斥的人，但它又是这个国家很多杰出的艺术家、作家及独立思想家的家园。
城市生活促进了个人自由及加强了社区关系。在许多方面，一个街区或街坊就跟一个小城镇一样，对于那些具有亲密关系及忠诚可靠的人，一视同仁，提供帮助。当有人生病和需要帮助时，邻里间就会给予援助和安慰。某位带着几个孩子的寡妇，想在这个国家寻找一个舒适的家，曾一度离开了城市，但在六个星期的最后一天，她返回了城市，原因在于，正如她所述的，“人与人相伴胜于人与树桩作伴。”对于这位女人及无数其他人来说，比起不舒适的生活，在城市中寻找到的友谊更为重要。
城市问题
城市居住者之间身体上的接触，并非总能消除他们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在乡村，不管是否处于繁荣时期，人们只需有食物和一所住处就可以过活。但在城市里，一切均指望得有份工作。要是没有收入，食物、衣服及栖身之所就得不到保障。在努力寻找工作的竞争中，许多人遭淘汰出局，并沦落于贫穷。
十九世纪后几十年间，城市里的工作条件致使工人们产生了危机感和焦虑感。这是一个工业巨头的时代，他们在力图建立一个庞大的垄断组织的进程中，无情地消灭了竞争对手。那些垄断集团的掌管者们，他们的权力几乎不受约束，价格、工资、用工情况以及劳动时间均由他们来定。工会几乎没有权力，而那些管理政府的人士则认为政府不应干涉企业自由经营制度的运作。
那些涌入城市想在工厂和商行里工作的民众，如果他们的工资报酬不受老板支配，工作条件不受老板规定，那么或许除了去干大多数粗活外，他们就根本不可能在工厂和商行得到一份工作。由于在劳动用工方面缺乏法律上的管理，工业家为增加利润便雇佣妇女和儿童，并要求他们长时间地干活却给予非常低廉的工资。玛丽安汀对居住在城市中的移民和早期的边彊拓荒移民进行了比较，住在城市中的移民不得不在这些恶劣的环境下工作生存，而那批拓荒者也曾在荒野地区同巨大的逆境进行了斗争。
在《号召起来行动》这本书中，詹姆士贝尔德威弗叙述了贫富间的巨大差距。他报道在年芝加哥的某家服装厂里雇工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每天工作14至16个小时，而一天所得报酬加起来只有一美元那么少。有个例子，男人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每周所得报酬从4美元到9美元不等；此外，有十个女孩，她们都不满十岁，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每周所得报酬从七十五美分至一美元二十美分不等。
低廉的工资意味着许多工人不可能负担得起体面的居所，于是贫民窟很快就成为了城市的普遍特征。在有好多家庭拥住的经济公寓楼里，二、三户家庭往往合住一套房，而房子原先的设计只供一户家庭居住。许多这样的住宅楼管道设施不足，通风设备极差。黑漆漆的走廊，昏暗的房间，混浊陈腐的空气，脏兮兮的水，堵塞的管道以及堆满了杂物的防火梯等等这一切乃为数万名城市栖身者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一位叫雅哥布瑞斯的纽约记者在他的《另一部分的生活》这本书中，生动地描写了贫民窟栖居者的困境。下面是他其中的一段叙述：
＂这户家庭的条件简直糟糕透了。男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三个小孩栖居在一个房间里，冬天的冷风穿过那房间的屋顶嘶嘶地吹进来。房间内几乎没有家俱；父母睡在地板上，两个稍大的孩子睡在盒子里，而那个婴儿被一条旧围巾裹着放在吊床上，吊床则用绳子系住椽柱。那位父亲，他曾是一位海员，却早己经不得不放弃那份职业，因为他的体力已经耗尽，因此他就没法为他的小孩提供面包和柴火。＂
拥挤的居住条件和贫穷给城市居民带来了许多其它问题。城市青少年，特别是住在贫民窟的青少年，为寻求消遣和冒险，往往走向了犯罪道路。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那些青少年帮派便对城市居民带来了威胁，且还参与帮派间的械斗。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剧，许多成年人走向了犯罪，作为他们摆脱贫困的出路。城市为罪犯提供了充足的受害者，且使他与一帮乌合之众混在一起时愈发丧失了自我。
人们拥挤进城巿，也带来了交通问题。大多数已经修建的城市街道容不下那么多人通行，结果势必造成交通阻塞。遇上下雨天，泥泞的街道就变得无法通行。据说有件趣闻，某个男人将他的脖子陷进了街上的泥巴中。当有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时，他往往这样回答：＂无需担心，在我的下面有一匹马。＂因此就有必要改善城市的交通及通讯，于是铺设了高架公路、电缆设施、电车轨道、更便捷有效的公路网，且最后还建造了地铁。然而交通拥堵显然仍赶在了新的交通设施建设的前头。
随着城市的发展，废物和污水的处理问题变得越发困难。位于沿海的城市经常将垃圾倾倒进海里，但潮汐回流会把一些拉圾冲回岸上，结果污染了海滩。污水通过地下管道也排进江河湖泊中，从而污染了水质，且有时危及附近城市的水供给。早在年，波士顿港就已受到了废水的污染，以致于某位卫生专家将它形容为一个＂巨大的污水池，对它所流经的一切城镇造成了危害。＂
渐渐地，通过对下水道、私人污水池、水净化系统以及大型垃圾焚化炉等设施的改进和发展，从而能更安全有效地清除废物。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焚烧垃圾会造成空气污染。为防止大洋湖泊和溪流，以及所呼吸的空气造成污染，人们仍在寻求解决之道。
除了污染之外，火灾的危害也对城市及其居民造成了重大威胁。晚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城市里的建筑大多还用木材建造。建筑物栉比鳞次意味着一旦某幢建筑物发生火灾，就会危及城市的所有区域。大多数城市在其历史上至少遭受过一次特大火灾。于是对于城市建筑物的建造，就采用混凝土和钢筋，并加强城市消防部门的实力，这样一来，就降低了火灾的风险性。
市政府
“不可否认的是，”英国学者詹姆士布利斯于年写道：“美国的市政府显然是失败的。”不幸的是，那些年（后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所暴露出的迹象无疑在进一步支持布利斯的观点。
城市的发展需要诸多建设及改善方面的规划。竖起公共建筑、铺设道路、安装下水管道以及建造公共设施—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花费税金。因此在考虑到涉及公共资金支出的合同、经销权及津贴的授予方面，就要求城市官员深思熟虑。每一项决定都在为他们制造腐败机会，特别是由于市政府发展得如此迅猛，使得政治权力分散到了诸多的市政部门当中，从而造成每个市政官员责任不明确的局面。随着城市的发展及其人口变得愈益混杂，腐败亦更易滋生，于是市民与地方政府之间密切接触最为显著的场所，新英格兰地区的市镇议会就此沦落了。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市镇会议上，市民与当地政府之间最明显的密切联系已经失去，腐败变得更加容易。
在此困局当中，资本就变成了由某位城市寡头所操纵的政治组织或机器，该寡头企图掌控市政府内庞大的人脉、决意及资金。城市寡头及其政治机器通过发动投票有必要让由其政治机器所支持的候选人当选，从而能够进一步控制市政府。一旦执政，操纵政党活动的政客不是执行该政治机器的意愿就是让该政治机器支持其他候选人在下一回的选举中当选。
通过几种手段可达到发动投票的目的。操纵政党活动的政客尽可能多地联合各个种族的社团，给予他们帮助和利益，从而确保他们的忠诚度。这有利于很多移民，使他们有工作，受照顾，并在调整全新的人生道路上获得帮助。如今（此后）由政府提供的诸多正式的服务型项目，当初乃由寡头政治机器为换取选票所分配到。一位叫乔治华盛顿普伦吉特的纽约市塔姆尼协会组织的选区领导人，他阐述了其为确保选民忠诚度的方法：
“想要保住选区的办法就是立刻走到穷人家庭中间去，采用种种途径为他们提供所需要的帮助。为此，我一直以来就用这种办法。比如要是第九大道、第十大道或第十一大道发生了火灾…我通常会在那儿…简直就跟消防车一样快。要是一户人家被烧毁了，我就为他们提供住处，要是他们的衣服被烧破了，我就为他们买衣服，总之把他们安顿好，直到他们一切恢复正常。这是慈善之举，但也是政治——是非常良性的政治。谁知道其中的一场火灾会给我带来多少选票？穷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容易感激的人，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比起富人之间的邻里关系，他们的邻里关系更加友善。”
一旦某个政治组织掌控了一座城市，其大佬们便有权力对那些愿意合作的人加官进爵。若不合作，则意味着被排除于利益分配之外。比如，要是建筑公司愿意从掌控这座城市的政党组织那里所赚到的利润中抽取某个百分比的数额回报给那些政治大佬，他们（政治大佬）就把市政楼房的建造合同授予那些建筑公司。由市财政部门拨出的资金远远超出某项工程的实际费用，而那些政党的大佬们便抽取其中之差额。
此外，那些跟执政党合作的商人，对于他们财产的价值给予低评估，结果他们只缴纳低额税金。但如果商人们不合作，他们的财产的价值就会被市政部门的评估员评估到远高于实际的价值。釆取诸如此类的手段使得纽约市的特威德林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骗取公共资金达到多美元的行径才能得逞。
腐败侵蚀到了市政府的所有部门。执政党操纵法律，以某人适合大佬们作为授权任职的评判标准。许多警察也屈服于该执政党，遂对违法行为视若无睹。受了法律的保护，作为回报，便要求赌徒、娼妓及其他违法者从他们的违法所得中拿出一部分提成回馈给该政党组织。如果他们不那么做，他们就会遭到警察的拘捕，被法官判为有罪，而该政党会因警察、法官的合作，依次给付他们酬劳。
在选举期间，政党组织为确保其候选人获胜，便采用欺骗选票的手段。在激烈的竞选过程中，选举目录由市政评审员来定，包括孩子和狗的名字，而且在政党组织候选人名单中，不存在的人的投票，会造成选举的紧张气氛。
城市的改革者
要求在城市中进行政治改革的呼声，来自诸多方面。报纸记者往往引导了反腐败的斗争。在特威德林那起案件中，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的《哈珀的周末》揭露了纽约市的腐败，这部漫画描绘得非常生动，即使目不识丁的市民看了也感到开心。林肯史蒂芬斯，是一位《麦克勒斯杂志》的撰稿人，为城市中所存在的腐败政治深感震惊。他通过调查，发现在圣路易斯就跟在其它城市中一样，＂腐败现象不仅存在于政治当中，还暴露于金融、商业方面。＂而且腐败所形成的后果（通过贪污或收贿等手段占有金钱）错综复杂、形形色色又广泛深远，因此仅靠一人之力难以将他们揪出来。＂
雅各布利斯在《十年之战》这部书中写道，＂要想赢得针对贫民窟的这场战争，我们决不能通过依靠卑鄙的政治着手，我们必须懂得利用政治以便确保直接消除贫民窟。＂具有改革意识的政治上的候选人，像有着黄金法则之称的托莱多市市长塞缪尔琼斯和克里夫兰市市长汤姆.L.贾森等人接受了挑战，参加了公职竞选，他们的纲领着重于社会福利方面。在城市事务管理中，最具意义的改革就是将街上的轨道、水和煤气经营、电灯、电话、以及其它共公施设归为市政所有，实际上就是由市政府来控制。一旦这些设施为公共所有，它们就摆脱了以获利为目的，这曾造成了市政府和私营企业之间的腐败。
为进一步提高市政府的效率，革新者们在事务管理的原则基础上制定了新型的市政法规。有一项改革就是市政委员会的形成，其最初创立于德克萨斯的加尔维斯顿。它由少数当选的官员组成，每人对其所管理的某个市政部门一一比如警察、消防或公共工作等一一负有职权。第二项改革，即城市管理者计划，其最初尝试于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后普及于俄亥俄州的代顿市。根据这项政府改革，选出的市政委员会任命一个受过特殊训练的行政部门来监督市政运作的情况。这些革新有助于推动市政管理对公众的利益更加负责，从而削弱政党组织的权势。
不过在那期间，不是所有发生在城市中的改革都以政治为目的。琼亚当斯针对大量的社会问题，试图寻求解决之道。年，她在芝加哥建立了赫尓馆(HullHouse)，为那些一一正如她所写到的一一＂在美国城巿里极易自我隔离的＂移民提供一个社会活动中心。赫尔馆和位于其它城市的类似的移民馆为移民参与社会及教育活动提供了一个集会场所，而且有些移民馆还提供食物和住宿。当琼亚当斯和其他经营移民馆的人士鼓励新来者保住他们曾经过去生活中所拥有的价值观时，他们还引介他们与其他类型的美国人进行接触，并帮助他们全部成为这个大城市里某个较小社区中的一员。
琼亚当斯还
